理财是个高危职业

文｜步繁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这句话大家都熟知。根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这句话出自被后世尊为“财神”的范蠡，为范蠡自越国隐退到了齐国后，写给仍在越国的好兄弟文种的信中所提。范蠡和文种都是越王勾践复仇吴王夫差的功臣。功成之后，范蠡悄然隐退，并劝文种也赶紧离开。对范蠡的劝说，文种或许听进去，只是有些迟疑。反正最后，文种被勾践找了个莫须有的名义送了把剑给他，文种于是自尽。

这句话大家都理解。帮君主、皇上打下天下或平定叛乱的功臣，如果功高盖主而不知放下，结局必惨。匪夷所思的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帮君主、皇上理财以渡难关，甚至让经济恢复繁荣的大臣，竟然也逃不出这条千古规则。更要命的是，武将在功成之后尽快地乖乖交出兵权，一般都是善终。而理财的文臣，尤其是理大财的，什么时候该隐退，这个节奏还真的不太好把握。

时间：唐朝

人物：刘晏

功劳：掌管大唐财政20年，“唐以来一人而已”

下场：先贬官，后缢死

大唐刘晏，为安史之乱后的李家理了近二十年的财，非常清晰地演绎了这条规则。

刘晏神童、才子出身，幼年即名噪京师。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封禅泰山，山东曹州的刘晏时年七岁，献上了一篇颂文。唐玄宗阅后大为惊讶，并命随行大臣详加考察。结果，考察的结论是：封禅泰山而得神童，国瑞也。于是，唐玄宗命人携刘晏进京，并封为太子正字。《三字经》总共1145字，有30字就是写刘晏的：“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如是。”

刘晏虽七岁为官，但一直做的就是各种不大不小、可有可无的官，直至唐肃宗即位，刘晏受到重用，“{白}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开始涉足唐朝财政。而在四五年后，两度贬谪之后又被升为御史大夫兼检校户尚书，从此独掌财权为大唐理财。

刘晏接的其实是苦差使。其时，安史之乱刚刚平定，大唐帝国面临极大经济和财政危机。史称，中原大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三河膏壤，淮泗沃野，皆荆棘已老”。大唐的人口，经过安史之乱已从900万户5200万人下降到了200万户1700万人，已经是宫廷没钱、朝廷没钱、百姓没钱，整个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样的烂摊子，理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

刘晏独掌理财大权近二十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从史料中我们很难把大唐的财经情况，从刘晏接手到刘晏被赐死这两个时间窗口作清晰的对比，但有些记载还是可以使我们感知一二。《旧唐书》对刘晏进行盐业整顿改革前后的食盐税收收入有过数字记载，称“初，岁入钱六十万贯，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无厌苦。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万贯，而盐利且过半”。增加了十倍，而且人无厌苦。褒扬之意，溢于字面。司马光著的《资治通鉴》，在卷二百二十六，对刘晏的理财方法以及与理财相关一些人事做法，详加记述，居然长达一千多字，以为“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更有后人称赞刘晏：“理财如得刘晏者，官用足而民不困，唐以来一人而已。”

刘晏是如何理财，这需要另外一篇文章来细述了，简单地说，是有道也有术。但不管是详说还是简说，刘晏的理财之道总结起来，就是将因安史之乱以及官场腐败而崩坏的制度进行了有效的恢复和适时的修正。在漕运、食盐、粮食等事关国脉的主要领域，逐渐改变因战争而产用的极端官营的做法，以官收商营增加国家收入，惠商促繁荣。同时，刘晏也创造性运用了一些新的制度执行方法，以及符合实际的制度执行者的人事管理原则。

就拿刘晏能一年增加十倍税收的食盐一项来例说。唐初，食盐是官民自产自销。安史之乱发生后，朝廷军费开支浩增，于是采取了全面彻底的官营办法。理想的办法，并没有产生理解的结果。盐价倒是涨了，国家财政收入却没有相应增长。原因就是国营管理机构膨胀造成费用大增，国营管理模式下产运销各环节效率低下，贪污谋利比比皆是。刘晏接手后，采取了开放了办法，撤并机构、裁减冗员并减少国营增加民营，只在产盐区设置盐官，让盐户自己生产并卖给商人销售，盐官负责税收和监管。增收十倍的盐税就是这么来的。严格来说，刘晏所做的，就是恢复、修正并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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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财大师，刘晏在方法上确实有创新。刘晏兼着常平使。所谓常平，就是管理全国粮食的价格和调剂。丰年价平，国家购入粮食储备。饥年价高，国家售出平抑粮价。同时，全国各地因各种原因会产生粮食价格的较大差异，常平使就要负责调剂，不致某地谷贱伤农而某地却歉收民饥。要真正履行好这一职责，需要及时掌握粮食产量信息和价格信息，以便中央及时作出决策。核心的问题，便是怎么及时获得信息？倒底是神童才子，刘晏的脑瓜子确实好使。《旧唐书。刘晏传》有载：“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便知，故食货之轻重，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贱之忧。”利用驿站来传递物价信息，确实刘晏的发明。刘晏也确实是第一个建立完备的全国物价信息网络的理财大师。

任何一项制度要实施成功，制度的执行者是关键因素。刘晏深知此理，在用人上也非常有意思。概括起来，在大致两条。一是任其才而得其人，二是区别对待。刘晏任用之人，很少有阳奉阴违、贪赃枉法的，而且令行禁止、忠于职守，这使得刘晏的财政理财政策执行得比较彻底。刘晏有段话：“郑子产吏不能欺，宓子贱吏不忍欺，西门豹吏不敢欺。三子者，古之贤人也，吏皆怀其欺而不能、不忍、不敢也。晏之吏，远近不欺者何必？答曰：盖任其才而得其人也。”至于区别对待，则是对大小官员要求有区别。对官阶高的，刘晏要求严格，严禁贪渎且赏罚分明。对小官以及普通人员则眼看眼闭，以为要贪也贪得有限。

刘晏的理财道路，总体来看，政策是温良的，方法是创新的，结果是有效的。史家从未把“变法”“变革”这样的字词加到刘晏头上过。刘晏更是勤政廉洁的模范，在工作上，“每朝谒，马上以鞭算。质明视事，至夜分止，虽休澣不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留”；在生活上，“所居修行里，粗朴庳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但即便如此，独掌财权近二十年的刘晏，依然不能逃脱不能善终的命运。唐代宗死后，德宗即位，没出两月就被贬为忠州刺史。仅不到半年，便被德宗派人到忠州缢杀。朝廷在查抄刘晏家产时，发现“惟有杂书两乘，米麦数斛”。

理财如刘晏者，尚且被追杀，采用了更为激进方法的历史理财人物，其命运就更加惨烈了。

时间：汉朝

人物：桑弘羊

功劳：为汉朝理财29年，国营制度创始人，中国第一理财家

下场：以“谋反”罪被处死

我们且按时间顺序，例举一些历史理财大家的命运。

桑弘羊，这个名字今人恐怕比较陌生了，但若给他贴两个标签，大家恐怕又一定会记住了。

先说第一张标签，汉武大帝的理财功勋。两千年前的汉武帝刘彻，这个知名度就极高了。汉武帝雄才大略，对外平定匈奴打通西域，在位54年有50年在打仗，稳住了中华帝国的疆界；对内打击诸侯和豪强的叛乱，避免了封建割据甚至分裂的危险；同时，汉武帝大力开展基础建设，光修治黄河就动员超过10万的人力。毛泽东主席曾在词作《沁园春·雪》中对五位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皇帝进行了挑刺，他是这种方式显示了自己的胸怀和理想。汉武帝就是其中的一位，“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汉武帝的丰功伟绩，哪一项不需要大量的钱财？光有钱，未必一定会有丰功伟绩；但没有钱，肯定是万万不行的。更何况，汉武帝即位时的大汉，中央财政积弱已久，千疮百孔。替汉武帝理财的，就是桑弘羊。

再说第二张标签，国营制度的始创者。“国营”一词，今人太熟悉了。两千年前的桑弘羊，是第一个设计并实施国营制度的人。他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国家要安全，国家要稳定，国家要繁荣，必须中央集权，他是理财的，那就是要确保财富的最大部分收归到中央。于是，像盐铁酒这些消费频次高而利润又丰厚的物品都国营起来。桑弘羊倒并不是鄙视工商业，相反，他以为“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只是，他要确保天下财富的大部分归入中央。国营制度，在桑弘羊之后的两千年里，不断地被拿起、被放下、被赞颂、被批驳。桑弘羊就像幽灵一样，一直在中国的理财界徘徊了两千年。

中国近代思想家、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称桑弘羊为中国“第一理财家”。而这位“第一理财家”，在汉武帝去世后不久，便被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而为大汉理财29年的桑弘羊，此前却丝毫没被发现有谋反的蜘丝马迹。

时间：北宋

人物：王安石

功劳：中国历史三大改革家之一，熙宁新政，理财强军

下场：两次罢相，一路贬谪，郁愤而死

再如王安石。

王安石，著名度可就高了，唐宋八大家之一，但他本人似乎并不以写一手好文章为终极目标，他真正的理想是运用要改变大宋王朝积弱的局面。后世，有将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称之为中国历史上三大改革家。更有学者放言，如若王安石变法得顺利施行中国历史或必改写。当然，历史没有假设。

与前文所述的大唐刘晏的温良有所不同，王安石是“三不足”主义的践行者。所谓“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翻译一下，就是认准了道理和目标，就要不管不顾、放手大胆地去干。1068年，宋神宗即位，王朝既有大辽、西夏的侵扰又有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第二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也即宰相，王安石开始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熙宁新政”。

熙宁新政的措施有很多，涉及各个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等等等，其核心是理财和整军，换句话说，就是经济要繁荣、军队要强大。在增加国家收入方面，王安石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试图通过各种办法来保障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商品经济的增值来增加国家收入。这一系列措施，回看起来都是极佳，难免后人有如果长期实施必将改写历史的见解，但在当时，这些措施在理念上为提倡“施仁政、反聚敛”的士大夫们所难以接受，在利益上更触及了上层官僚和大地主集团。再加上，“三不足”主义者王安石对新政施行起来是又急又猛。没多久，宋神宗也招架不住了。尽管宋神宗中间曾短暂地罢过王安石一次相，以平息朝议，但旋即又恢复了王安石职务。到1076年，宋神宗在权衡各方之后，再次罢免了王安石的职务。这一次，王安石没能东山再起了。改革宣告终结了。

在中国历史著名理财人物中，王安石的结局算是最好的了。这除了自身清廉没有道德把柄可被对手拿捏之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还在。宋神宗性格偏软（其实赵家的性格都是这样），因为这个性格在另一方势力的强压下推翻了变法，但也因为这个性格不致对王安石下狠手。二是大宋的太祖赵匡胤立下过规矩，不杀士大夫，政见不同最多贬谪。大宋的皇帝对这一祖训执行得还是挺认真的。1076年，王安石被罢相后，被贬为江宁通判。1086年，宋神宗去世后不久，王安石也在江宁郁愤而死。

时间：元朝

人物：阿合马

功劳：独揽元朝财权20年，重点打击偷税漏税

下场：被锤杀，灭门

大宋之后是元朝。元朝存续时间不长，也就九十三年，先后出现过四位理财大家，分别是契丹族的耶律楚材、回族的阿合马、汉族的卢世荣、藏族的桑哥。这四位都是理财高手，除耶律楚材因深得成吉思汗的信任而得以善终外，其余三位却都死于非命。

都说蒙古铁骑粗圹，但元朝的经济治理也有精细和值得称道的地方，尤其在发展商品经济方面。不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无法写出著名的游记，以致欧洲各国对东方大国的繁华惊诧不已。

阿合马是为元世祖忽必烈理财的，独掌财权二十年。也和几乎所有历史上理财大家一样，都是在皇帝缺钱的时候走马上任的。阿合马在大力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同时，也做了两件对朝廷有利却又十分得罪人的事。一是扩大税基，重点是打击食盐走私，同时废除了原先明文规定的对“僧道军匠”的赋税豁免。二是打击权势之家的偷税漏税。在元朝，蒙古贵族与色目大贾对金钱有着飞蛾扑火般的执着，但大多依仗丝毫没有交税的概念，尤其是在京城。终于，一次趁忽必烈与皇太子一同到上都出差的机会，一个叫名王著的千户（也就是一个中级军官）和一个僧人，假借皇太子回京做佛事的托词，骗得阿合马出门，在路上锤杀了阿合马。一个小小千户当然未必做得出这等大事，背后策划的当然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大臣，此人叫张易。忽必烈得知消息，立即赶京城，但他面对的却是一批纠合在一起状告阿合马聚敛的大臣。对于纷乱之局，忽必烈一如蒙古铁骑的强悍，快刀斩乱麻，既杀了张易、王著等一方，也诛杀了阿合马的家族。此事，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也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其后，接替阿合马理财的卢世荣、桑哥两位，做的差不多也与阿合马一样的事情，最后的命运也与阿合马一样。唯一的区别是，阿合马是被刺杀，而卢世荣、桑哥都是被皇帝直接处死的，也都成了皇帝缓解矛盾的替死鬼。

时间：明朝

人物：张居正

功劳：国库存银百万，一条鞭法成为历史主流税法

下场：病逝后，所有官爵被褫夺，抄家

元之后，便是明，当说一代名相张居正了。

张居正是明代万历朝的第一任首辅，执政十年，谋成的各项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对后世的影响都非常巨大，而其中最被后世反复提及的则是一条鞭法。

所谓的一条鞭法，就是新的国家税法。当时国家征收分为赋和役，赋是以钱粮计算的税，役则是因政府需要而提供的无偿劳动。一条鞭法简单地说，就是把赋和役合二为一，而且统一以钱米交纳，每户以田亩情况和人丁情况评定上中下等分额交纳税收。这个现在看来天经地义的变化，在当时却是自唐朝实施“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国家税收重大改革。而且，这种税法也成了之后中国历史的主流税法。清朝雍正皇帝推行的“摊丁入亩”，则是对这一税法的更加清晰化和明确化。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为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农民也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农业生产，同时也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盘剥和贪渎。一条鞭法的施行是有成效的，到万历十年，明朝的财政有了进一步的好转，从赤字到国库有数百万两银子的存余，在太仓的粮食储存据张居正的奏折已可供朝廷支用十年。与账面上的数字相比，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一条鞭法的施行，减轻了土地对人的束缚，流动起来的人口加快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滋生的土壤。

张居正从生命意义上来说，是善终的，万历十年六月，五十七岁的张居正积劳成疾在北京去世。

写了“理财是个高危职业”这个题目时后，左思右想，最终选择了先写刘晏。温良如刘晏的理财者尚不能善终，可以更令人深刻地感受到这一职业的危险程度。从根本上说，理财理财，理的并不是财，而是利益。在利益面前，根本没有增量与存量之分，只有眼红不眼红之说。理财一定牵涉到利益切割。一旦理了大财，要切割的利益也就大了。最终，集权者必须要平衡、要权衡，而最终的出局，往往就是那个负责理财的。

理财，真的是个高危职业。